作为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议题，巴以问题可被视为现代中东1.0版本的代表，而伊拉克则毫无疑问地成为了2.0时代的焦点所在。这一地区不仅深刻影响着中东政治格局，更因超级大国的直接介入，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球政治层面，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值此2023年伊拉克战争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伊拉克的历史与现实。
【人造的文明古国】
伊拉克共和国是伊拉克的正式国名，其国土面积为43.8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3.3个海南岛的大小。该国人口数量为4335万，约为海南省人口的4.2倍。从民族构成来看，阿拉伯人占比最高，达到78%，库尔德人则占15%。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兰教什叶派信徒占全国人口的62.6%，而逊尼派信徒比例为33.1%。
伊拉克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多个国家相邻，东面与伊朗交界，北面与土耳其接壤，西北部与叙利亚相连，西部与约旦为邻，南部与沙特阿拉伯毗邻，东南部则与科威特相接。
伊拉克的国土主要由四大地理单元构成：中部及东南部以冲积平原为主；北部区域为贾兹拉高原；西部与南部则分布着广袤的沙漠，占据了全国约40%的面积；东北部则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形特征。
伊拉克这一国家称谓实属现代产物，其历史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古代时期，那时这片土地以"美索不达米亚"之名著称于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美索不达米亚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片承载着悠久文明的土地最终以伊拉克之名呈现在现代世界地图之上。
在历史与地理教材中，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作为重要地理要素屡被提及。这两条河流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富饶土地，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片区域见证了楔形文字的诞生、汉穆拉比法典的颁布，以及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的兴建。此外，文学经典《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背景也源于此。这些历史文化元素构成了人们对两河流域文明的普遍认知。
这片土地见证了苏美尔文明的诞生，并相继成为巴比伦、亚述和新巴比伦等古代帝国的中心。多个历史时期中，这里曾被不同王朝所统治和征服。
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被连绵的山脉、起伏的丘陵、广阔的高原以及无垠的沙漠所占据，这一特殊的地理格局使得任何征服者一旦控制该地区，便会选择将其作为政治权力的中枢。
纵观历史，众多显赫的古代帝国，无论其发源地何在，在征服这一区域后，无一例外地选择将统治中心迁至两河流域。这片富饶的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始终吸引着历代强权的目光，成为他们建立行政枢纽的首选之地。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后来的各个帝国，两河流域的战略地位从未改变，持续发挥着其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作用。
自巴比伦、塞琉西亚至泰西封，这些古代名城在公元8世纪迎来了历史性转折。随着阿拔斯王朝将都城迁至巴格达，这座城市迅速崛起，成为丝绸之路上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并列的国际大都会。其人口规模曾突破百万，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商旅往来不绝。王朝在此创建了著名的"智慧之家"，汇聚了全球各地的学者，他们致力于将世界各地的知识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作为天然的交通枢纽，该地区地势平坦开阔，缺乏任何可资防御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特征使其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但同时也面临着易攻难守的战略困境。
该地区拥有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四周被高原和沙漠环绕，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必然引发周边势力的觊觎。在冷兵器时代，当一个政权逐渐丧失军事优势，转而沉迷于宫廷斗争时，周边新兴的军事强权往往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占领这片富饶之地。
在13世纪蒙古帝国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火药这一东方文明的重要发明被引入中东地区。这一技术传播导致该区域延续已久的高强度军事对抗发生了质的飞跃，冲突规模与破坏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1299年，一个突厥部族建立了以奥斯曼为名的国家。经过数代苏丹的军事扩张，至1453年成功占领君士坦丁堡，使奥斯曼帝国崛起为全球性的强大帝国。
作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坚定奉行者，奥斯曼帝国在其领土扩张时期对什叶派穆斯林实施了严厉的镇压政策。在此背景下，部分心怀不满的什叶派武装力量与信奉什叶派的萨菲教团成员被迫迁徙至现今伊朗地区。他们在此建立了一个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官方信仰的新政权，即波斯帝国萨菲王朝。
围绕美索不达米亚这一重要水资源区域，奥斯曼帝国与萨菲王朝之间爆发了持续而激烈的军事冲突。双方都将这一战略要地作为争夺的焦点，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对抗。这一地区的控制权成为两大帝国较量的核心，双方为此投入了大量军事资源。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价值，使其成为16世纪中东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争夺目标之一。
市场竞争中，行业领先者之间的激烈角逐往往导致第三方的意外出局，这一现象再次得到验证。企业间的竞争格局呈现出典型的"双雄相争，第三方受损"的特征，这一规律在商业领域中反复上演。
倘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版图，该国将维持对两河源头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继承者土耳其共和国掌握了上游水域，致使位于下游的伊拉克不得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这些情况的发生时间相对较晚。
在外部势力的持续施压和内部政权更迭的双重打击下，萨菲王朝最终走向覆灭，奥斯曼帝国成功掌控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加之该地区并非奥斯曼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其经济与文化发展始终未能重现昔日的鼎盛局面。
在行政管理上，奥斯曼帝国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划分为三个总督辖区，分别是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这种区域划分方式体现了帝国对该地区的治理策略，通过设立三个独立的行政单位来实现对这片重要地域的有效管理。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做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分而治之。从历史角度来看，伊拉克或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国家或帝国实体。当时的统治者主要依据其特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来进行区域划分，而非针对某个既定国家进行分割。
在此过程中，英国人的身影开始显现。
161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设立首个贸易据点，旨在恢复因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中断的欧亚商贸往来。其重要贸易通道之一便是经由印度延伸至波斯湾区域。
驶入波斯湾海域后，英国卢布将目光投向了沿岸那些身着白袍的阿拉伯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沿革，在先前的中东地区海合会系列专题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
伊拉克成为了此次波斯湾之行的最终目的地。这趟旅程在伊拉克画上了句点，标志着波斯湾探访的结束。波斯湾沿岸的游历以抵达伊拉克作为收尾，为该区域之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此次波斯湾地区的行程，其终点站正是位于西亚的伊拉克。
作为波斯湾与内河水运网络的重要交汇点，巴士拉成为英国人设立贸易站的首选地点。得益于这条水运通道，巴格达和摩苏尔等城市重新焕发了商业活力。
为促进经济发展并削弱地方势力，奥斯曼帝国向英国商人大量发放商业特许权，允许其开展贸易活动。这一政策导致英国在当地的商业影响日益增强，逐步扩大了其在区域内的经济主导地位。
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在完成统一后，其工业实力迅速超越英国，跃居欧洲首位。然而，由于该国在殖民扩张方面起步较晚，未能获得充足的海外领地，因此试图与英国争夺更多殖民地资源。
为平衡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势力扩张，奥斯曼帝国采取策略，将具有扩张意图的德国引入该地区。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德国的介入，对英国的影响力形成有效制约。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与德国结盟，共同对抗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力量。
英国方面与哈希姆家族取得联系，该家族作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同时也是麦加圣城的守护者。他们向阿拉伯人提出建议：既然土耳其人统治着奥斯曼帝国，而阿拉伯人作为被统治者，倘若发动起义反抗，英国将支持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关于这段历史的详细内容，我们在《电图约旦》那一期节目中有过专门讲述。
在英国的鼓动下，哈希姆家族毅然决定发起阿拉伯大起义。这一历史性决策源于英国方面的积极游说，促使哈希姆家族采取行动，揭开了阿拉伯地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序幕。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政治力量，哈希姆家族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重大转折。
南方军团在阿卜杜拉王子的率领下，向麦地那发起了军事进攻。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这位第二顺位继承人亲自部署了此次作战行动。
在黎凡特战役中，北方军队由三王子费萨尔亲自统领。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王子与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人物保持着密切的战友关系。他们的合作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法两国在战争尚未终结之际便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议》，这一举动导致中东地区的阿拉伯领土被强行分割。他们仅仅凭借红蓝铅笔的简单勾勒，就完成了对这片土地的瓜分。这一行为不仅反映出其所托非人的事实，更突显了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强权逻辑。
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领土划分方案，法国获得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英国则掌握了巴勒斯坦、约旦以及伊拉克等区域的统治权。这种领土分配格局直接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
英国通过简单的划界行为，将原本仅存在于地理范畴的伊拉克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政治实体。这一划界行动使伊拉克从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转化为拥有国界的主权国家。
1920年，愤怒的费萨尔亲自率领军队进攻叙利亚。然而，法国军队在短短数日内就将其击退。
在英国管辖区域内，反英运动迅速兴起并演变为武装起义。
对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言，他们并未参与早期的阿拉伯大起义，主要原因在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思潮与他们的传统观念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之下，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波斯人，这种宗教认同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界限。
从他们的视角出发，这场冲突仅仅是哈希姆家族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逊尼派内部纷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统治者更迭频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英国人作为异教徒的存在，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必须采取对抗行动！
在殖民策略上，英国与法国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将殖民地视同本土的做法，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态度。对于殖民地的管理，两国都倾向于控制成本，不愿投入过多资源用于镇压当地的反抗活动，同时也在人员派遣方面保持克制。
因此决定采取扶植代理人的策略。这一做法旨在通过间接控制来实现预期目标，同时避免直接介入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寻找合适的代理人，既能够维持表面上的独立性，又能够确保实际影响力。这种方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往往被用作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
英国方面最初与哈希姆家族的次子阿卜杜拉接触，这位南方军队的指挥官被提议担任伊拉克的君主。这一提议直接指向了阿卜杜拉，意图让他登上伊拉克的王位。
阿卜杜拉表现出相当的义气，他表示将继续与法国人作战，同时提议由其弟费萨尔接任职务。
英国方面明确表示，法国实力远胜于你们，我们不会因此与法国交恶。关于巴勒斯坦地区，我们已经承诺给予犹太人，因此无法将其分配给你们。
在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中，费萨尔被确立为伊拉克的君主，与此同时，阿卜杜拉则获得了约旦王国的统治权。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果，使得两个兄弟分别承担起了各自国家的领导职责。
然而现实情况是，伊拉克民众对费萨尔并不熟悉。为此，英国政府动用行政系统为其进行大规模宣传，成功在逊尼派群体中赢得广泛支持。尽管逊尼派在人口中占比较小，但这并不构成实质障碍。选举机制的关键在于合理制定规则并科学划分选区，只要能够确保掌握20%的选民基础即可达成目标。
在英方主导的全民公投中，费萨尔以96%的得票率获得压倒性支持，这一结果既符合法定授权要求，也体现了程序正义原则。《德谟克拉西》所展现的这种制度魅力值得称颂，我们应当为此献上掌声。
伊拉克王国在1921年建立时，由于筹备时间仓促，未能准备专门的国歌。在王国成立仪式上，英国国歌《天佑吾王》的旋律被临时采用，费萨尔一世在这一音乐背景下正式加冕，成为伊拉克的首任国王。
登基仪式无疑是君主生涯中最为荣耀且惬意的时刻。然而，对于费萨尔而言，他的帝王之路远非易事。除了这一庄重的加冕典礼，他的统治生涯充满了重重挑战与艰辛。作为一国之君，他面临着诸多难以应对的困境，使得王位成为一项异常艰巨的职责。
作为伊拉克的统治者，费萨尔的政权建立在对英国势力的依赖之上，其文化归属则倾向于人口比例较小的逊尼派群体。与此同时，他始终怀抱着复兴阿拉伯帝国的政治抱负。
他持续致力于实施一系列举措，包括接收逃离法国统治的叙利亚难民以壮大逊尼派群体，同时大力推广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教育。然而，这些努力大多停留在单方面的意愿层面。典型事例发生在首相访问北也门王国期间，当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加入阿拉伯联盟时，得到的回应仅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表情。
尽管整体局势仍受大国掌控，但费萨尔个人的盘算也发挥了作用。国际格局的主导权虽然掌握在强国手中，费萨尔却有其独特的考量与策略。
《国际联盟》在一战后确立的托管制度，为英国和法国划分中东地区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这一授权机制，相关领土被委托给英法两国进行管理，其核心任务是协助这些地区逐步建立独立的国家体系。
在无法挽留的情况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确保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不可逆转的局面，及时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才是明智之举。
1930年，英国与伊拉克达成一项协议，明确表示将在1932年给予伊拉克完全独立。然而，该协议实质上使英国的军事占领合法化。这种安排直接引发了伊拉克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弹。
1932年标志着伊拉克获得正式独立，然而仅一年之后，费萨尔国王便与世长辞。这位君主的离世令人感到惋惜，他未能充分见证新生的伊拉克王国的发展历程。
加齐作为费萨尔的长子继承了王位，自幼便展现出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他开创性地建立了个人广播频道，堪称播客领域的先驱者，持续与听众进行深入而频繁的互动交流。
在位六年期间，他因车祸不幸身亡。这一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亲英势力策划的结果。
尽管他的执政时间仅有六年，但伊拉克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议题大多由他奠定基础。
基于对英国势力的抵制，军方受命采取行动，通过政变手段颠覆了当时的文官政权。这一事件标志着中东地区在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首次出现军事力量直接干预政权的现象。
地缘政治冲突是另一个关键因素，他坚持认为科威特理应归属伊拉克。关于这一观点，我在《电图科威特》节目中已作详细阐述，建议观众回顾相关内容。在此，我将核心要点进行简要归纳。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科威特隶属于巴士拉行政区域管辖。随着历史变迁，该地区被英国势力所控制。此后，伊拉克政权作为巴士拉地区的继承者，始终主张对科威特拥有领土主权。
科威特的地理位置恰好位于伊拉克通往海洋的必经之路上，这一地理格局对伊拉克的对外贸易活动造成了显著制约。作为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科威特的存在使得伊拉克的海运通道受到限制，直接影响了该国的进出口贸易效率。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伊拉克在开展国际贸易时面临诸多不便，尤其是在海运物流方面需要额外考虑科威特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影响。
从历史渊源、地理位置到经济利益等多个维度分析，伊拉克长期以来一直将科威特视为其扩张目标。无论是基于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抑或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吞并科威特始终是伊拉克的战略诉求。这种企图不仅体现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深刻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走向。
在加齐逝世后，年仅四岁的费萨尔二世登上王位。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亲英势力倾向于盟军一方，而民族主义者则支持纳粹德国，导致国内政局愈发动荡不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落下帷幕，伊拉克凭借其既有的政治架构，顺利融入了战后国际体系。这一过渡标志着该国在新的全球格局中找到了自身定位，并开启了战后发展进程。
【萨达姆如何掌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主要呈现出两大特征。从全球范围来看，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构成了国际环境的主导因素。就区域层面而言，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持续对抗则成为该地区最为突出的政治议题。
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战略目标在于彻底摧毁以色列，这一共识构成了其行动的核心逻辑。在联盟内部，任何能够提出有效策略的成员都将获得领导地位，而军事行动的失败则可能引发各国政局动荡。这一动态关系体现了联盟内部的权力博弈与风险共担机制。
1947年，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两个独立国家：一个由犹太人治理的以色列国，另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的巴勒斯坦国。这一决定引发了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
1948年，随着以色列宣告成立，哈希姆家族成员、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凭借其作为先知后裔的独特身份，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他率先组织并指挥了阿拉伯国家首次联合军事行动，目标直指新生的以色列政权。
阿布杜勒·伊拉作为其父的堂兄，担任着摄政王的职位。
哈希姆家族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长期担任麦加城的守护者。在英国人对守护者进行政治操纵期间，时任守护者育有三个儿子。其中，费萨尔排行第三，阿卜杜拉位居第二，而长子原本被指定为守护者继承人。然而，随着沙特家族占领麦加，长子失去了所有继承权，被迫流亡至伊拉克投奔其弟。
阿布杜勒·伊拉作为长子，最终与费萨尔三世的女儿结为连理。这种婚姻关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可能被视为不合伦理，然而在阿拉伯文化中却被认为是亲缘关系的进一步巩固。这种婚姻模式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先知穆罕默德曾安排其堂弟与女儿法蒂玛成婚。
作为坚定的亲英势力代表，摄政王的政治立场始终如一。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其说他缺乏警觉，不如说是敌对势力过于强大，导致其处境颇为艰难。
哈希姆王朝被民族主义者视为英国的附庸，因而遭到强烈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民族主义者为了对抗英国势力，不惜与纳粹德国建立同盟关系。他们通过发动政变，使伊拉克成为纳粹在中东地区的情报枢纽，并一度推翻了哈希姆家族的统治。然而，最终在英国的支持下，哈希姆王朝得以重新掌权。
伊拉克共产党在该国具有显著影响力，其成立源于对英国控制石油资源的抗争。该组织通过多次罢工表达抗议，并在1948年发起全国性起义。面对这一局势，摄政王以中东战争为由实施戒严，处决了超过400名左翼人士，成功遏制了这场反抗运动。
他原指望通过参与中东战争扭转不利态势，然而事与愿违，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
在历史进程中，约旦王国控制了原属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而埃及王国则占据了加沙地带。这一系列领土变迁导致巴勒斯坦成为主要受损方，各方势力在此过程中各自获取了所需利益。以色列在这一格局中依然存在，但巴勒斯坦的领土完整性却遭受了严重破坏。
埃及方面在加沙地带建立了巴勒斯坦傀儡政权，试图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与此同时，约旦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措施，明确禁止约旦河西岸的居民使用"巴勒斯坦"这一称谓。两国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都采取了进一步的干预行动。
约旦与埃及的此类行为是否显得过于卑劣？这种行径确实令人不齿，堪称肮脏。所谓肮脏，即指其行为下作不堪。
在以色列占领这两个地区之前，双方之间就存在持续不断的相互倾轧与敌对行为。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巴以冲突这一核心问题上，更表现为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直接矛盾与对抗，其性质已超越一般性的分歧与摩擦。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无法接受。
随后，约旦与埃及均因自身行动承担了相应的后果。
1952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巡视约旦河西岸期间遭遇暗杀身亡。其子继位后因精神状况不佳，仅执政11个月便选择退位，将王位传给了年仅15岁的孙子。与此同时，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当时也仅有17岁。
哈希姆家族历经千年传承，其两位君主的年龄总和仅与我相仿。
1952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国体制得以建立。纳赛尔在这一历史转折中掌权，这一事件极具震撼力，为各国提供了全新的政治变革范例。埃及的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本国政治格局，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示了不同于传统路径的政治转型可能性。
1956年，纳赛尔巧妙利用美苏两大国的介入，成功驱逐了英法及以色列的势力。他通过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迅速崛起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和全民偶像。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使他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
《中东系列》这一部分已经反复讲述多次，但纳赛尔的历史地位始终无法回避。叙利亚民众对纳赛尔的极度推崇，最终促成了与埃及的联合。面对这一局势，两位哈希姆家族的统治者深感不安，随即开始探讨彼此合并的可能性。
1958年，伊拉克军事力量仿效埃及模式，发动政变行动。王室成员包括年幼的君主、摄政王以及亲英派首相均遭处决。这一事件标志着伊拉克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此陷入与邻国叙利亚相似的动荡循环之中。
伊拉克革命领导人卡塞姆出生于1914年，成长于一个具有库尔德背景的家庭。其父亲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母亲则属于什叶派，这种多元的宗教背景使他对宗教事务保持相对疏离的态度。卡塞姆在军事学院接受教育后，深受纳赛尔思想的影响，继而领导了一场推翻君主政体的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统治并未持续太久便遭遇了颠覆。
在政治领域，革命胜利后他明确反对与埃及合并的提议。为平衡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他选择与共产党建立同盟关系。然而，随着局势发展，他意识到共产党难以掌控，随即对其实施严厉整顿。这一系列举措导致他同时失去了左右两派的支持，陷入孤立境地。
面对国内政局紧张的局面，他选择将矛盾向外转移，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工具。他煽动伊朗境内的阿拉伯族群分离运动，公开主张吞并科威特，甚至单方面宣布科威特埃米尔担任伊拉克地方行政长官，这种缺乏实际依据的举动完全是在制造假想敌。这种做法导致周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使伊拉克陷入外交孤立。
为应对国内左右翼反对势力的压力，他重新启用了长期在苏联流亡的库尔德民族运动领导人巴尔扎尼。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借助巴尔扎尼的影响力来稳定国内政局，平衡各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
针对库尔德人这一群体，后续将进行专门探讨，本节仅作简要概述。
卡塞姆坚决反对库尔德人谋求独立的诉求。作为伊拉克政权的掌控者，他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分裂主张。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追求自治的企图，与卡塞姆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形成了根本性冲突。这种矛盾在1961年演变为公开对抗，最终导致了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
1961年，库尔德地区爆发了战争冲突。
1963年，距离革命胜利仅仅过去五年时间，卡塞姆便遭到昔日共同参与起义的同伴杀害。
推翻卡塞姆的行动是由文武双方共同发起的。其中，军事力量主要来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文职力量则归属于复兴党成员。这一联合行动体现了不同政治派别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协作关系。
在《电图：叙利亚》专题中曾提及，复兴党作为中东地区一种跨越国界的政治思潮，与各国普遍存在的穆斯林兄弟会或共产党类似。该党派在政治光谱上定位为右翼世俗民族主义，其核心理念包含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立场。相较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党的意识形态更加强调政治层面的主张。
在应对库尔德分裂势力的过程中，军事手段成为首要选择。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骤然打响。纳赛尔联合多个阿拉伯国家试图一举消灭以色列，却在短短六日内遭遇惨败。战败导致埃及失去西奈半岛，约旦丧失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也被占领。这一系列失败使纳赛尔深受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伊拉克复兴党借机在该国取得了完全控制权。
贝克尔作为复兴党的最高领导人，全面掌握了政权，并委任其侄子担任党与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位被任命的亲属名叫萨达姆，在政界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1937年，萨达姆出生于伊拉克的一个偏远村落。其家族所属的部落历史悠久，血统可追溯至伊斯兰教历史上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次子——侯赛因·伊本·阿里·本·阿比·塔利卜。这一显赫的家族背景为其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这个名称虽然较为冗长，但无需刻意记忆。
尽管萨达姆的家族渊源显赫，但这并未改变他的命运轨迹。在其出生前，父亲与兄长相继因癌症离世。继父对他施以暴力，迫使他投靠叔父塔尔法。塔尔法是一位退役军人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萨达姆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萨达姆加入了复兴党，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
作为中东地区众多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之一，他对纳赛尔同样怀有深切崇敬之情。在推翻伊拉克君主制的过程中，卡塞姆曾拒绝与纳赛尔结盟，这一举动促使萨达姆参与了对卡塞姆的暗杀行动。然而，由于他过早开枪导致行动失败，最终不得不逃离伊拉克，前往其心目中的神圣之地埃及寻求庇护。
在军方与复兴党联合推翻卡塞姆政权后，他重返伊拉克。然而军方随即对复兴党展开镇压，导致他身陷囹圄，但成功越狱脱逃。此后，他晋升为伊拉克复兴党核心领导层，主导该党脱离叙利亚复兴党中央的控制，使其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同时，他建立了直接效忠于其个人的安全情报机构。
在贝克尔执政期间，萨达姆凭借其对党内武装力量的掌控，逐步成为政权的实际操纵者。作为党内军事力量的核心人物，他虽未正式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却实质上主导着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使得萨达姆在贝克尔政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幕后真正的决策者。
1991年我来到这个世界，彼时萨达姆早已成为美国的头号敌对目标。英语媒体对其进行了全方位负面报道，导致他的公众形象严重受损。
在伊拉克发展初期，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关键人物。他成功引导该国摆脱了持续不断的政权更迭和内战状态，实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他的领导使伊拉克从动荡走向了秩序，这一转变在当时被广泛认为具有积极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人物本质上是权力机制的产物，不应以道德标准进行简单评判。确保权力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是所有掌权者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当年卡塞姆之所以被驱逐，正是由于他遭到了所有人的背叛与孤立。
作为伊拉克的少数派，萨达姆所面临的困境源于其逊尼派身份。这种特殊的宗派背景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双重策略来维护统治地位：一方面需要强化国家层面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要巩固个人权力的根基。
首要举措是终止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冲突，并批准建立自治区域。
其次，政府安全部门持续开展针对政治对手的清除行动；
为推进经济发展，政府采取了国有化措施，将原本由英国资本掌控的石油资源收归国有。这一决策标志着国家在关键经济领域实现了自主掌控，为后续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四，全面掌控国家金融体系，将信贷资源严格限定于对政权持支持态度的群体。通过金融杠杆的精准调控，确保资金流向与政治立场紧密挂钩，从而强化对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有效筛选贷款对象，同时也能在金融层面构建起稳固的忠诚保障机制。
1970 年，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人物纳赛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失利后，因承受巨大压力而去世。这位广受尊敬的领袖在军事挫败后，身心俱疲，最终离开了人世。
1973年，埃及新任领导人萨达特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遭遇失利，这一结果直接导致该国完全终止了对阿拉伯民族运动的支持。
偶像这一概念已然消逝。
在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主导了对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措施，这一行动直接导致全球油价急剧攀升。受益于这一局势，伊拉克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凭借石油资源带来的巨额收益，萨达姆致力于优化国家经济体系，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整的能源产业体系，使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电力覆盖。他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福祉水平，全面推广教育与医疗事业，实施农业扶持政策，建立起中东地区最为先进的公共卫生体系。这一成就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并授予了相关奖项。
他认为，当前局势正如《史记》中所描述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般，各方势力都在争夺主导权。这种历史性的机遇是否意味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将到来？
1974年，他试图重新掌控库尔德地区，展开了一次试探性行动。然而，这一举动再次引发了冲突。伊拉克军队将战线推进至伊朗边境，局势迅速升级。伊朗随后联合美国介入，而美国又拉拢以色列参与其中。各方势力陷入激烈对抗，战况胶着。最终，阿尔及利亚总统出面进行调解，才使局势得以缓和。
伊朗政府正式表态将终止对库尔德势力的援助，与此同时，伊拉克方面作出妥协，决定将阿拉伯河从两河流域至波斯湾出海口的河段按照中线进行划分，将该水域的主权部分让渡给伊朗。这一协议标志着两国在边界水域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
萨达姆通过武力成功平息了库尔德自治区的动乱，实现了其军事生涯的首次重大胜利，并借此机会晋升为将军。
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会在相同的时间节点集中出现，这种奇妙的巧合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时间的重叠使得某些特定时刻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多个重要事件在同一时期发生的现象，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独特规律。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导致美国扶持的巴列维王朝政权被推翻。随后，伊朗建立了以伊斯兰什叶派为主导的神权共和国体制。
1979年，萨达姆通过政变手段成功夺取了政权。
7月22日，复兴党举行全体会议，萨达姆下达了全程录像的指令。他在会上公开揭露了党内存在叛徒的事实。随后，前总统贝克尔的秘书被指定宣读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其本人在内的69人被指控对党不忠。这些人员随即被押解离场，接受审判并被判处死刑。
2023年8月1日，数百名党内高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余未被逮捕的高层人员则被强制编入行刑队，负责对党内元老实施枪决。这一行动使得所有参与者都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若想真正成为阿拉伯运动的新一代领导者，仅仅清除内部文臣武将还远远不够。必须实施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才能确立其领导地位。这种变革应当涉及多个层面，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从而实现对现有格局的彻底重塑。只有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行动，才能充分展现其作为领袖的权威与能力，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与认可。
由于伊拉克与以色列之间不存在地理接壤，双方展开直接互动存在诸多不便。相比之下，伊朗作为以色列的邻国，为双方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互动条件。这种地理优势使得伊朗成为更为合适的交流对象。
在阿拉伯世界，逊尼派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波斯人建立的什叶派神权政体，伊朗的存在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普遍不安。特别是在什叶派掌权后，其对前政权军事力量实施了大规模整肃，导致军事实力严重削弱。这种局势使萨达姆判断发动进攻将轻易取胜。
1980年，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标志着两伊战争的爆发。然而，伊朗方面展现出顽强的抵抗意志。与此同时，以色列出于对伊拉克可能寻求核武器发展的担忧，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派遣战机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设施。
阿拉伯世界并未将其视为英雄人物。作为波斯湾战略要地的掌控者，伊朗与邻国叙利亚的关系因萨达姆分裂复兴党而恶化，导致叙利亚切断了伊拉克的出口通道。尽管如此，土耳其和约旦为伊拉克开辟了新的海上贸易路线，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国的经济困境。
在冷战期间，巴列维政权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长期获得华盛顿方面的大量资金与资源支持。然而，伊朗革命的爆发导致这一重要盟友被推翻，令美国政府深感愤怒。作为回应，美国随即向伊拉克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援助，以应对这一地区局势的突变。
从经济层面来看，伊朗的收入来源相对多元化，而伊拉克在军备采购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两个邻国在边境地区持续对峙，展开了一场长达8年的拉锯战，直至1988年才实现停火。
根据最低测算，伤亡人数约为80万，而最高预测值则突破了百万大关。
在冲突过程中，伊朗持续为库尔德分离主义力量提供援助，以此对伊拉克形成战略牵制。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采取极端手段，动用化学武器打击库尔德人，导致边境地区众多库尔德村落被彻底摧毁。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引发了大规模难民潮，迫使大量库尔德人逃往土耳其寻求庇护。
在军事冲突中，伊朗成功战胜了伊拉克。这场由什叶派政权主导的卫国战争显著增强了政府的统治地位，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团结。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前政权的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在此期间相继离世。
伊拉克通过军事扩张，将武装力量从20万人迅速扩充至120万人。战争结束后，大量退伍军人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严重动荡。
从经济层面来看，双方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军事支出累计突破2000亿美元，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高达5000亿美元以上。石油产业遭受严重破坏，原本具备成品油和化工产品出口能力，战后却只能依赖原油出口维持。
截至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累计外债规模已突破800亿美元大关。然而，受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该国财政收入急剧缩减，导致其偿债能力显著下降。
萨达姆随后将目光转向了科威特。
乌姆卡斯尔作为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其港口规模过于狭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该港口外海域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岛屿均归属科威特管辖。
科威特作为萨达姆政权的重要债权方，其债务总额高达160亿美元。这一数字使其在伊拉克的债权人中占据显著地位，成为该国最主要的债务持有者之一。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在萨达姆的指挥下对科威特发动了军事进攻。这一行动标志着伊拉克正式对科威特实施武装入侵。
在美国主导下，多国部队展开军事行动，成功帮助科威特恢复主权。此次干预行动使萨达姆政权遭受重创，伊拉克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急剧衰退，国际地位显著下降。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伊拉克的发展轨迹，使其陷入了长期衰落的困境。
【伊拉克，帝国的坟场】
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被迫接受国际社会的严厉经济制裁，同时承担巨额战争赔偿。这种双重压力导致该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货币价值急剧下跌，商品价格持续飙升。
联合国评估显示，经济制裁未能影响萨达姆政权，反而使普通民众深受其害。鉴于这一情况，同时为防止伊拉克通过石油贸易获取军备，美国政府推动实施了"石油换食品"计划。该计划规定伊拉克可用石油出口换取特定的人道主义物资，包括食品和医药品。
由于萨达姆政权拒不配合联合国武器核查工作，美国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一是批准对伊拉克军事目标实施定期空袭，其二是公开表态支持伊拉克国内反对势力。美国政府明确表达了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以取代萨达姆政权的政治立场。
在伊拉克境内，随着战火的平息，民众逐渐习惯了当下的生活状态。与此同时，萨达姆刻意塑造起反对美国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形象，这一策略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援与支持。
从长远发展来看，伊拉克极有可能走上与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相似的政治道路，最终形成以强人统治为特征的政权模式。这种政治形态在该地区并非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趋势。
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窃贼来偷并不可怕，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被贼人时刻惦记。这句话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相比实际的盗窃行为，持续的觊觎之心往往更让人坐立不安。这种说法反映了人们对于潜在威胁的深切忧虑，尤其是当这种威胁具有持续性和不确定性时，往往会引发更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现象在古今中外都有着广泛的体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防范意识。
当我们重新审视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
冷战终结前夕，苏联与美国分别参与了一场军事冲突。两大超级大国在各自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展现了冷战时期特有的战略格局。这一时期，双方通过军事行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影响力，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博弈特征。
苏联对阿富汗实施军事干预，推翻了当地政权并建立傀儡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帝国实力，苏联试图强行改造这个与其文化迥异的社会，结果却陷入困境，在错误决策中越陷越深。这场军事行动最终导致苏联国力衰退，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在颜面尽失的情况下撤出阿富汗。
从战争形态来看，海湾战争堪称霸权主义军事行动的典型范例。这场冲突充分展现了强权国家运用现代化军事手段实施区域控制的完整模式。
美国基于维护正义的立场发动军事行动，旨在驱逐入侵他国的侵略势力，然而并未直接颠覆原有政权。对于是否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关键问题，美国选择将其决策权交由伊拉克人民自行决定，避免了人为制造政治真空的局面。
通过采取不干预政策，美国有效维护了交战各方的政治稳定状态，这一策略的实施对地区整体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介入他国内政的做法，使得该区域的局势得以保持相对平稳。
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的历史节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场战争本应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开端，却意外地成为了其霸权地位的巅峰时刻。
作为海湾战争的指挥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成功主导了这场军事行动，同时在冷战中取得最终胜利，这些成就足以使其在《历史书》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位功勋卓著的领导人却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意外落败，未能实现连任。
作为乔治·H·W·布什之子，小布什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典型的纨绔作风，但成年后经历了显著转变，成为一位极度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的思维方式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始终坚信其父在总统竞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2001年，乔治·W·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美国本土经历了首次外来恐怖袭击。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以及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国防部五角大楼，这一事件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秘密据点声称对事件负责后，美国随即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对此并不满意，他坚持认为萨达姆政权必定向基地组织提供了援助。小布什反复强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断言这些武器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奉总统指令，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手持装有白色粉末的玻璃瓶进行展示，这一举动后来被视为一场荒诞的表演。这位出身于纽约贫民区的政治家，凭借个人奋斗成为美国首位非裔国务卿，本应是美国梦的典范。然而，这一瓶被戏称为"洗衣粉"的物质，最终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污点。作为传统鸽派人士，鲍威尔却在这场事件中成为了美国无视联合国原则、推行单边主义与军事侵略的象征性人物。
这场军事冲突毫无悬念可言，作为世界霸主的强国对一个长期遭受经济制裁的弱小国家实施了全面压制。双方实力悬殊，战争呈现出明显的单边态势，整个过程完全缺乏对等的对抗性。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个超级大国凭借其绝对优势，对一个长期处于国际孤立状态的微型国家进行的全方位打击。
4月9日，美国军队成功进入巴格达，导致复兴党执政体系瓦解。这一军事行动直接终结了该党在伊拉克的统治地位。
2003年5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式向外界宣告主要军事行动已顺利结束。此次历史性访问发生在该航母执行完作战任务返回圣迭戈港的途中，布什总统在舰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标志着伊拉克战争大规模作战阶段的终结。
2006年12月30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一事件标志着伊拉克政治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尽管进行了反复搜查，那瓶被剧烈摇晃的洗衣粉始终未能寻获，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小布什政府提出了新的战略依据，强调伊拉克反恐行动的关键目标在于将其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以此作为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示范样板。这一政策主张将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视为反恐战争的核心组成部分。
1991年，老布什成功驱逐了萨达姆的侵略部队后，本可选择立即撤军。然而此次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面临着重建责任。尽管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与英法等具有丰富殖民经验的老牌帝国相比，其治理能力仍显不足。
美利坚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主要依赖于航空母舰、军事基地、买办集团以及金融控制体系，其扩张模式与传统殖民统治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缺乏构建殖民地的经验，美国在进行相关尝试时往往显得准备不足，只能被迫采取临时性措施匆忙应对。
在仅仅12个月的时间内，伊拉克的社会架构便已完全瓦解。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和政治干预，该国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被彻底打破。这场剧变导致伊拉克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原有的权力结构、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均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各阶层之间的连接被割裂，传统的社群纽带也随之断裂。这一系列变化使伊拉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之中。
伊拉克政权更迭后，原有国家体系被彻底瓦解，复兴党及其相关组织遭到全面取缔。约4万名复兴党基层人员被立即解职，40万前政府军士兵在未收缴武器的情况下就地解散。这一系列措施导致社会秩序迅速崩溃，抢劫行为不仅蔓延至街头商铺，更扩展至政府机构和博物馆。在此混乱局面下，只要具备足够的胆量和武力，甚至能够将珍贵文物据为己有。
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美方通过多种渠道获取资金，包括美军以重建名义向美国财政部申请了120亿美元。这笔资金中，小布什政府通过空运方式转移了120亿，同时以电子汇款方式划拨了50亿。然而，负责资金监管的会计师团队直到2004年才正式到任。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严重漏洞，有80亿美元下落不明，其中16亿美元后来在黎巴嫩的一个地下设施中被发现。此外，联军临时管理局的工资发放系统也存在问题，其工资单上登记了8200名员工，但实际能够核实的仅有600人。
五角大楼在重建过程中将订单分配给私营企业，其中与副总统迪克·切尼有关联的企业成为优先选择，哈里伯顿公司便是典型代表。价值80亿美元的合同被授予了与乔治·W·布什关系最为紧密的70家美国企业，这些资金最终通过竞选捐款的形式回流至布什所属的集团。
美国政府指派总统特使担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同时组建了受美方直接控制的临时管理委员会。鉴于萨达姆政权所有高级官员均被解职，临管会成员全部由原反对派人士及海外流亡者构成。该委员会共设25个席位，依照人口分布进行分配，其中什叶派占13席，逊尼派5席，库尔德人5席，基督徒和土库曼人各1席。委员会实行轮值主席制，每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职务，任期均为1个月。
随着宪政制度的建立，美国式权力制衡机制被引入其中。具体表现为，总统职位由库尔德人担任，总理人选来自什叶派，而议长则由逊尼派成员出任。
根据宪法草案规定，若三个省份持反对意见，法案便无法获得通过。库尔德地区恰好拥有三个省份，使其成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少数派力量。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中，任何政策或法案的推进都必须与立场相左的库尔德人达成利益妥协，这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以国家体制为例，库尔德地区主张实行自治区为基础的联邦制。什叶派势力则倾向于以人口分布为依据建立联邦，同时效仿伊朗构建宗教政权体制。逊尼派主要分布在伊拉克中部区域，由于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该派系对联邦制度持反对态度，坚持推行中央集权制。
在完成宪法制定后，伊拉克随即面临选举问题。萨达姆政权时期的强人统治不复存在，新掌权的买办阶层缺乏群众基础，只能依赖宗派势力作为唯一支撑。这种政治格局使该国不得不回归到以宗派划分的前现代社会模式。
2005年，伊拉克连续进行了三次选举活动，这些投票呈现出显著的共同特征：绝大多数选民都将选票投给了各自所属宗派的代表，不同派系之间的投票界限清晰明确。
在伊拉克战后时期，国内精英阶层在美国驻军的宏观背景下，形成了名为穆哈萨萨协议（Muhasasa）的内部共识。该协议的核心机制在于，所有政府职位、财政预算等资源均依据各宗派势力进行配额分配。这一安排成为了伊拉克战后政治生态的重要特征，在维护各方利益平衡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该国的治理模式与发展进程。
建议各位观众回顾《电图》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两期节目，其中详细记录了法国殖民时期的治理状况。令人深思的是，自那时起已历经一个世纪，这些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却未见显著提升。
库尔德人与什叶派无疑最为欣喜。
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地区已形成实质性的自治状态，其独立倾向已取得显著进展。目前，该地区建立的自治区政权在功能上已接近独立政治实体，展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库尔德人追求独立的目标正逐步转化为现实，其在伊拉克境内的自治区域已具备准独立政权的特征。
在什叶派群体中，由于强势统治者的消失，加之美国引入的民主选举机制，人口占据多数的什叶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种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什叶派能够充分发挥其人口优势，在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
什叶派内部存在着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之间时常发生内部斗争。
逊尼派在人口中占比约为20%，虽属少数群体，但其绝对数量依然可观。这一群体在政治领域长期遭受压制，处境并不令人满意。
伊拉克随后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内部暴力循环，各教派之间相互对抗，内部屠杀事件频发，宗族间血仇不断，地域性争端此起彼伏。这种局面导致社会秩序严重动荡，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冲突形式从宗教对立延伸到家族复仇和区域竞争，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与混乱之中。
频繁的仇杀行动引发了许多人的反感。在萨达姆执政时期，社会至少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然而，自从美国介入之后，这种稳定状态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失序。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对美国的抗议仅停留在言辞层面，然而如今美国军队已驻扎当地，这一局面使得所有驻军都成为了潜在的袭击目标。这种地理位置的转变，使得反美情绪有了直接宣泄的对象，局势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张。
曾与美国并肩作战的诸多盟国相继撤离，伊拉克已然成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越南式困境。
在美国大规模清除复兴党成员后，这些失去生计的人员转而加入各类极端组织。这些前复兴党成员带来了专业的军事训练和指挥经验，显著提升了极端组织的作战能力。这一人员流动现象使得多个极端组织的军事素质得到明显改善，其组织结构也日趋正规化。
2013年，名为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正式建立，其影响力持续至今。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东地区局势的重大转折，其活动范围与影响力在随后的数年间不断扩大。作为当今世界最为活跃的恐怖组织之一，伊斯兰国通过暴力手段与控制领土的方式，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了持续威胁。该组织的存在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对全球反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8年议会选举中，伊拉克民众的参与度跌至历史最低点，投票率仅为29%。这一数据充分反映出伊拉克人民对选举政治体系已完全丧失信心。经过长期观察，可以明显看出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终导致了这种消极的投票态度。
在众多派别中，意识形态派和宗教领袖派逐渐显现出独特的影响力。这两大阵营各自展现出鲜明的特征，前者以思想体系为核心，后者则以宗教权威为主导。它们的形成标志着政治格局的分化，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两种势力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构成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伊拉克共产党具有悠久的组织历史，始终坚持世俗化路线，着重强调国家认同感。在2018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该党所属的政治联盟成功赢得54个议席。值得注意的是，在什叶派传统势力中心纳杰夫市，一名女性共产党员当选市长，这一结果颇具象征意义。
作为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并未建立军事组织，而是凭借其崇高威望发挥作用。他通过宗教网络为民众提供清真寺、医疗机构和教育设施等基础服务。其发布的宗教法令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比巴格达政府的政令更具效力，使其成为具有广泛号召力的人物。
伊拉克经济当前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其经济表现与石油价格波动密切相关。2022年该国GDP增长率达到9.2%，这一数据看似亮眼，然而2020年却出现了-15%的负增长。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状况，可以类比为一个学生从上学期班级倒数第一进步到本学期倒数第十，其进步幅度确实超过班级优等生。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数据仅仅反映了账面情况，并不能全面体现伊拉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
伊拉克的国家统一性早已名存实实，其政权结构形同虚设。各地势力割据自治，形成了事实上的分治格局。库尔德地区掌控的石油资源虽被中央政府定性为非法开采，但依然具备实际经济价值。南部什叶派控制区域同样自主管理石油资源，尽管曾向中央缴纳过相关收益，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财政支持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局面凸显了伊拉克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力的严重缺失。
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它的重要性似乎并不显著。
在广袤的中东地区，什叶派新月地带持续扩展，形形色色的民兵组织活跃其中。伊朗的援助通道纵横交错，各类极端势力此起彼伏。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各方势力在此交织并存。这片土地犹如千年以来的历史缩影，始终扮演着世界十字路口的角色。
尽管局势发展不尽如人意，美国企业仍从中获益。伊拉克的存在为美军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来源。战争开支无需经过国会预算审批程序，而是被划归为"紧急"支出项目，这种特殊资金渠道确保了资金的持续供给。
五角大楼通过制定特定决策启动招标程序，承包商获取大部分资金，而国防部则将10%的款项转入机密账户。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机构仍可借助这一紧急战时预算机制，对与军事行动无直接关联的项目进行升级改造。
即便国会未能通过相关决议，众多私营企业仍可发挥重要作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美军高度依赖私人承包商的协助，其中由雇佣兵构成的私人军事公司承担了约20%至30%的军事服务。这些公司的存在，已成为美军行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通用动力、诺斯洛普·格鲁曼以及雷神这五家军工巨头的股价均实现了超过60%的涨幅，呈现出共同繁荣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参议院国防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持有军工企业股票，同时有超过380名政府高级官员选择离职，转而创办游说公司为军工企业服务。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国家，依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商务部前官员的保守估算，伊拉克战争耗费的资金高达三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曾提出一项翻新全国基础设施的计划，其预算总额为一万亿美元，这笔资金足以完成三次全国性的基建改造。倘若没有这场战争，即便将其中一半资金用于国会议员的开销，剩余的资金也完全能够解决美国锈带地区的就业困境。
伊拉克战争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变革性推动上。这场军事冲突通过间接方式，促使国际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
伊朗成为美国政策失误的最大受益者。在美国采取一系列混乱策略的背景下，伊朗的战略地位反而得到显著提升。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源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缺乏连贯性的政策取向，使得伊朗得以在地区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随着美国不断调整其外交方针，伊朗成功把握住这一契机，在区域格局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在伊斯兰教派中，什叶派作为少数群体，其显著特征在于行动迅速、灵活应变。当中东地区局势平稳时，该派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然而一旦社会陷入动荡，他们便展现出强大的重组与动员能力，能够迅速调整战略布局。
《海湾战争》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并非体现在击退伊拉克军队这一军事成果上，而在于其根本宗旨在于构建稳定的国际秩序与持久和平。从地区格局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具有以有限军事行动达成重大战略效果的显著特征。
步入21世纪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中的行动呈现出明显的无序状态。这些军事干预和政策实施缺乏系统性规划与合理逻辑，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多个地区原有秩序被破坏，并持续制造出新的权力真空地带。这种破坏性行为模式贯穿于整个地缘政治实践之中，形成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恶性循环。
持续二十余年的动荡局势，已在本质上对雅尔塔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冲击。这一体系原本确立的国际秩序，因长期的混乱而遭受严重动摇。
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包含主导力量、行为规范以及参与主体三个方面。在单极体系中，仅存在单一的主导力量；而在多极体系中，则同时存在多个具有影响力的主要行为体。这种结构性差异直接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运作模式与互动特征。
这场无谓的军事冲突严重消耗了美国的综合实力。尽管该国仍位居全球霸主之位，但其国际地位已显著下滑，部分国家开始认为自身实力已接近美国水平。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下，实力较弱的参与方萌生挑战意图，往往预示着现有规则体系面临首次重大冲击。
就中东地区而言，虽然众多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但这些区域在二战期间并非主要战场。二战结束后，这些国家经历了十余年时间才陆续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存在并非天然合法，其驻军行为的正当性源于这些国家主动发出邀请，请求美国提供安全保护。
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采取的不直接介入、不实施占领、不制造混乱的策略，成为当时这些国家对其产生好感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行事方式符合当地民众的普遍期望，因而获得了广泛认同。
经过20年的混乱局面，这些曾经的声誉已几近消失殆尽，人们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帝国自身在苍穹上撕开了一道裂口，新时代的光芒由此倾泻而入。
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特别期待那些身处伊拉克或专注于中东研究的朋友，能够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亲身经历与见解。
愿各位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进步，期待与你们再次相会。
#百家说史#